他在后文中干脆直接写成“击以剑”；又接着写道：“散宜生、太颠、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。”这表明司马迁不仅认为“轻吕”就是剑，而且他确认西周初期有剑。唐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注意到太史公的这一字之改，指出：“轻吕，剑名也。”

“轻吕”一词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，学者们敏感到它与《汉书·匈奴传》里匈奴宝刀“径路”的关系，认为二者其实是一音之转，都是“剑”的对音，由此提出了剑由西域传来的观点。顾颉刚先生在《史林杂识》中曾经介绍过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，一位是张政烺先生，张先生说过：“剑非吴越人所发明，大约从塞外传来。”第二位是已故的李平心先生，李先生曾对顾先生讲：“轻吕、径路并即“ Kilidji” 之对音，剑实来自西域。”持相同观点的中外学者还大有人在。

近年来，剑和剑起源问题是学界热门话题，出现了不少新论著新见解，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也对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总的来看，大家的意见似越来越接近。

第一，根据考古发现，基本可以确认西周初期有剑，但那是一种长度仅十几厘米或二十几厘米的又可称为“匕首”的短剑，同春秋后期兴起于吴越的剑明显不同。

第二，对剑的来源有两种意见，一种意见仍强调这种短剑的出现同北方游牧民族有关，认为“中原佩剑之风显然受西北游牧人的影响。”

另一种意见近于折衷，认为剑在石器时代就已见端倪，商代已有铜制短剑，西周短剑是其延续，但同时也注意到了北方“胡剑”的影响。

我同意西周初期已经有剑。在其来源上，倾向于剑并非周人所固有，而是受了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影响的观点。在各家论证外，我还注意到，辑本《世本·作篇》中，对许多器物的创始都有个说法，以兵器言，有“挥作弓”、“夷牟作矢”、“蚩尤作五兵”等等，唯独没有讲剑的创始者是谁。先秦诸子中这类载述也时有所见，同样也都没有提到过剑的创始者。这反映了先秦学者在剑的来源问题上取慎审态度。

只有银雀山汉简《孙膑兵法·势备》中有“黄帝作剑，以陈（阵）象之”之说，这是先秦典籍中唯一的一例。但从《孙膑兵法》所讲的剑的形制特征来看，这是剑已成为军中常用兵器的战国时代的说法，是晚出的说法。

此外，“径路”不但是匈奴刀剑名，而且匈奴还有“径路神”。

《史记·匈奴传》张守节注引唐李泰《括地志》云：“径路神祠在雍州，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，本匈奴祭天处，秦夺其地，后徙休屠右地。”这表明匈奴对“径路”的崇拜。这条材料在地点上，可与《汉书·匈奴传》里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使韩昌、张猛“俱登匈奴诺水东山，刑白马，单于以径路刀、金留犁挠酒”的记述相印证。

甘泉山下原本是休屠匈奴祭天的地方，径路神祠则应该是内附后的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所建。匈奴的“径路神”祭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，“径路”到底做何解释，它与后来汉地的剑崇拜有无关系？都值得深入思索。

西周短剑与春秋后期勃然兴的吴越青铜剑并不一定有承袭关系，也就是说不但是器物自身各有渊源，而且使用技术上也各成畛域，不可以混为一谈。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，它们应属于不同的区域文化范畴，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，彼此间的影响是双向的，“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”。

这是一个精辟的观点，对我们深有启发。

在明确了西周初有“剑”这个前提后，我们的话题还回到“说剑”上来。

首先，为什么武王灭商后只是“虎贲之士说剑也”，当时的短剑是如何使用的？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。

我以为，西周初期的短剑主要装备给被称为“虎贲”的战士。

《尚书·牧誓》孔安国《传》：

“虎贲，勇士称也。若虎贲兽，言其猛也。”

这部分军队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带头去冲击敌阵，向敌方“挑战”，示敌以必胜的信心，当时称之为“致师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，周、商大军接战之前，“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。”裴駰《集解》引《周礼》：“环人，掌致师。”郑玄《注》：“致师者，致其必战之志也。古者将战，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。”

师尚父率领的担当“致师”任务的这支军队，应该就是虎贲。虎贲的特长是勇猛而善奔跑，显然属于步兵。这些人除了装备有短剑，应该还有一样重要武器，那就是盾牌，古代称“干”。

按，武王的军队主要由三个兵种构成，即《史记·周本纪》所谓“戎车三百乘；虎贲三千人；甲士四万五千人。”其中虎贲数量有的典籍是“三百”，而司马迁写作三千也是有根据的。

周人的联合大军抵达商郊牧野，临战前，武王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战前动员令：《牧誓》。武王首先要求全体军队：“称尔戈，比尔干，立尔矛，予其誓！”我以为武王此处是有针对性的，并非笼统而言。“称尔戈”是针对戎车讲的，“称”就是举；“比尔干”是对虎贲讲的，“比”是排列；“立尔矛”是对甲士讲的，是要求将矛竖起来。戈是勾兵、啄兵，是车战的主兵，主要在车马的驱驰交错中攻击敌人，不然则杀伤力很低，故以“戈”代指戎车；虎贲是手执短剑的冲锋队，一律配备盾牌，故以“干”代称虎贲；甲士是以“阵”的形式组编起来的步兵，配备有射兵和长、短兵器，但矛是主兵，故以“矛”来代称。

盾是非常重要的兵器，是冷兵器时代必不可少的装备，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丧失用武之地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我国古文献中对盾的具体记载却偏少，如唐代类书如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等，一向是我们研究古兵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，但在兵器栏目里却没有盾的位置。记载太少，使得后世对盾的功用了解不足。

实际上，盾不仅是必不可少的防卫兵器，而且在一定条件下，比如在与短兵器相配为伍时，它同样具有某种进攻价值。西周短剑主要用于近身攻击，前提是要能贴近对方，不然与赤手无异。在弓矢和长兵面前，如无盾牌掩护，贴近敌身几乎没有可能。同时，一手执盾，一手执剑（刀）；防中有攻，攻中有防，自有一套特殊的武艺程式，也会逐步形成一套独立的训练办法。于是，在我国古代武艺体系中早就产生了“剑（刀）盾”技术分支。鸿门宴上，樊哙“带剑拥盾入军门，资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。”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例证，盾的用法跃然纸上。

葛洪《抱朴子外篇》卷50《自叙》：“又曾受刀盾及单刀双戟，皆有口诀要术，以待取人，乃有秘法，其巧入神。”一直到明清，刀盾组合仍是军中武艺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，可参见明戚继光《纪效新书》卷11《藤牌总说篇》。

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引出一些认识和思考。

显然，“虎贲”是一支特别崇尚个人技勇的技术兵种。他们是我国早期剑法――西周短剑技术――的主要掌握者，是最早的“奇材剑客”。 虎贲担当的任务具有极大的剌激性和危险性，所以他们被《尉缭子·武议》说成是“死士三百”，是敢死队性质的军队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虎贲在西周军队中居有显赫的位置。在武王灭商后的大裁军中，虎贲得到特殊安置。

根据《周礼·夏官司马》载，以后他们担当着周天子禁卫军的角色，甚至可以代表天子奉使四方。特殊的战功和剑技，可能使他们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职业剑技研究者和传播者。武王的军队是由多种民族联合而成的，这在《牧誓》中有明确记载。因此，不能排除虎贲是一支由北方或西北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，很可能这是剑和剑技流入中原的一条重要渠道。

从字面上看，“说剑”与“论剑”同。《说文》：“说，释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说，论也。”《礼记·少仪》：“工依於法，游於说。”孔颖达《疏》：“说，谓论说。”照此，虎贲“说剑”可以理解为“论剑”，也就是研究和阐释剑理剑法。

“说剑”二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，是一个内涵深刻的启示。说明早在西周之初，经过武王以“修文教”为目的的调整后，剑已超越单纯的兵器属性，兼有了人文教化的功能，实际上就是兼备了健身、娱情和修养心性的体育功能。

应该说，这是春秋到西汉间剑臻于鼎盛的前奏，是后来蔚为专学的“剑论”或“论剑”的滥觞。剑在中国人心目里，在古代士人的文化生活中，占据了远非其它兵器所能望其项背的崇高地位。对剑的崇敬心理，至少在西周就已出现，至西汉达到极致，汉以后流风余韵绵绵不绝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讲到，司马氏祖上在赵国的一支，曾经“以传剑论显”。他还将论剑与兵法相提并论，说：

“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，与道同符，内可以治身，外可以应变，君子比德焉。”

这是何等崇高的比拟！太史公将“论剑”提高到“与道同符”的高度，认为“论剑”是一门“内可以治身，外可以应变”的大学问，这显然就是汉以前称剑技为“剑道”的原因，其所指已远远超出了剑的临战击剌之效，而是在讲剑所代表的人文精神，讲剑的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。

这种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后来的中国士人往往书剑并举，以剑比德，显然就是太史公这一理念的延续。如果往上追寻，春秋战国时代剑文化的勃兴，秦汉间人们对剑的崇敬，包括太史公对“剑论”的这一番宏论，都未尝不溯源到西周初期的“虎贲之士说剑”。

所见未必允当，谨请读者有以教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